您现在的位置：准入渠道放开助推金融市场分层 民营银行将破冰
金融行业的高门槛正在不断遭遇民间资本和互联网企业的冲击。
《决定》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时，还要求“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探索”改“允许” 民营银行将破冰
今年6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曾提出，“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而此次的《决定》则将“探索”一词变为“允许”，这凸显我国金融改革重要一环就是放开金融行业的“准入”渠道，充分发挥民资作用，让金融资源配置实现市场化。
目前，中国银行业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依然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撰文指出，“一方面使得银行的公司治理改革形似而神不似，行政因素和政治周期对于银行的影响相对突出，需要长期投入的发展转型难以顺利推进，基于良好公司治理的风险防范难以有效实现；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要求信贷规模持续扩张的情况下，银行很容易陷入‘信贷扩张-风险资产累积-再融资-再扩张’的循环。”
随着政策松绑与放开，民企办银行呼声高企，打出的口号就是“办区域性银行”。目前已有36家民营银行的名称在工商局获得核准，虽然还没有一家通过银监会审批，不过“可以看到的是，民企办银行意愿强烈，从观察来看，这些民营银行很可能是立足于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某区域，也就是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可能更像是社区银行，这或许是民资办银行的一个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民资办银行是将金融领域的民间资本阳光化了，更利于监管。”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看来，要扩大金融业对内开放，就必须加快金融机构产权改革步伐。“深化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在客观上要求开放金融机构的产权，这不仅需要引进外资来形成中外合资的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的产权应向民营资本和自然人投资开放，从而，真正切断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在产权关系基础上的各种不符合市场规则要求的联系，使金融机构能够以其财产来承担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法定经济责任和运作风险。”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还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都是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之举。当然，在今后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配套的实施条件。”王国刚进一步分析称。
互联网金融丰富金融市场层次
《决定》还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这与“丰富金融市场层次与产品”一脉相连。
除了民企民资办银行外，近两年来，诸如P2P模式下的网络借贷，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以银行为主体的放贷形式；电商掀起的互联网金融革命，则通过自身积累的客户大数据库拓展贸易链下的借贷渠道，甚至借鉴银行资管理财的业务模式打通资金融入渠道。
与此同时，小微企业资金链危机和融资瓶颈刺激了民间资本兴办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草根金融体系应运而生。这些都表明，在民间资金的冲击下，金融市场的层次正在逐步地更加丰富，产品和业务模式也更多元化。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互联网技术将促使金融产业的服务模式发生转变，而无论是新涉足金融领域的电商还是正着手布局互联网金融战略的传统金融机构，它们在整合信息流的过程中，将会促进传统金融体系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得到解决，从而使交易透明化，提高交易效率。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互联网金融重新搭建了一个快速、高效、低成本、高信息化的基础平台，从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金融运行结构。对传统金融的结构而言，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异物’，但这个‘异物’可能会使整个金融体系发生基因式变革。”
深度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垄断
“打破垄断，同时允许新的具有巨大能量竞争者，甚至是鼓励搅局者参与竞争。”吴晓求表示。“深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打破行业垄断，促进适当竞争、适度竞争，提高金融效率。深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推进金融领域的价格改革即利率市场化，推动利润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平均化，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
巴曙松同样认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所带来的金融竞争必将产生“优胜劣汰”，在深化金融机构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基础上，应设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以并购重组方式处置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增加金融供给，这才能使利率能够真正反映资金价格。
在监管方面，三中全会强调的是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特别加强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在明确划分一行三会职权职责，尤其是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责的基础上，特别要完善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重大风险的识别预警，强化央行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协调职能。金融监管部门同样需要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集中监管资源到风险识别和防范，为市场运行提供更为灵活的创新空间。”巴曙松分析称。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三中全会的部署和《决定》全面落实，中国的金融改革会在多个领域取得显著突破，并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新华网）
《决定》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时，还要求“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探索”改“允许” 民营银行将破冰
今年6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曾提出，“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而此次的《决定》则将“探索”一词变为“允许”，这凸显我国金融改革重要一环就是放开金融行业的“准入”渠道，充分发挥民资作用，让金融资源配置实现市场化。
目前，中国银行业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依然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撰文指出，“一方面使得银行的公司治理改革形似而神不似，行政因素和政治周期对于银行的影响相对突出，需要长期投入的发展转型难以顺利推进，基于良好公司治理的风险防范难以有效实现；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要求信贷规模持续扩张的情况下，银行很容易陷入‘信贷扩张-风险资产累积-再融资-再扩张’的循环。”
随着政策松绑与放开，民企办银行呼声高企，打出的口号就是“办区域性银行”。目前已有36家民营银行的名称在工商局获得核准，虽然还没有一家通过银监会审批，不过“可以看到的是，民企办银行意愿强烈，从观察来看，这些民营银行很可能是立足于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某区域，也就是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可能更像是社区银行，这或许是民资办银行的一个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民资办银行是将金融领域的民间资本阳光化了，更利于监管。”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看来，要扩大金融业对内开放，就必须加快金融机构产权改革步伐。“深化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在客观上要求开放金融机构的产权，这不仅需要引进外资来形成中外合资的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的产权应向民营资本和自然人投资开放，从而，真正切断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在产权关系基础上的各种不符合市场规则要求的联系，使金融机构能够以其财产来承担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法定经济责任和运作风险。”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还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都是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之举。当然，在今后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配套的实施条件。”王国刚进一步分析称。
互联网金融丰富金融市场层次
《决定》还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这与“丰富金融市场层次与产品”一脉相连。
除了民企民资办银行外，近两年来，诸如P2P模式下的网络借贷，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以银行为主体的放贷形式；电商掀起的互联网金融革命，则通过自身积累的客户大数据库拓展贸易链下的借贷渠道，甚至借鉴银行资管理财的业务模式打通资金融入渠道。
与此同时，小微企业资金链危机和融资瓶颈刺激了民间资本兴办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草根金融体系应运而生。这些都表明，在民间资金的冲击下，金融市场的层次正在逐步地更加丰富，产品和业务模式也更多元化。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互联网技术将促使金融产业的服务模式发生转变，而无论是新涉足金融领域的电商还是正着手布局互联网金融战略的传统金融机构，它们在整合信息流的过程中，将会促进传统金融体系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得到解决，从而使交易透明化，提高交易效率。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互联网金融重新搭建了一个快速、高效、低成本、高信息化的基础平台，从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金融运行结构。对传统金融的结构而言，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异物’，但这个‘异物’可能会使整个金融体系发生基因式变革。”
深度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垄断
“打破垄断，同时允许新的具有巨大能量竞争者，甚至是鼓励搅局者参与竞争。”吴晓求表示。“深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打破行业垄断，促进适当竞争、适度竞争，提高金融效率。深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推进金融领域的价格改革即利率市场化，推动利润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平均化，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
巴曙松同样认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所带来的金融竞争必将产生“优胜劣汰”，在深化金融机构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基础上，应设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以并购重组方式处置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增加金融供给，这才能使利率能够真正反映资金价格。
在监管方面，三中全会强调的是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特别加强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在明确划分一行三会职权职责，尤其是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责的基础上，特别要完善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重大风险的识别预警，强化央行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协调职能。金融监管部门同样需要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集中监管资源到风险识别和防范，为市场运行提供更为灵活的创新空间。”巴曙松分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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